2012年的夏天,我从学校搬出来,住进了钱塘江边不足四十平米的公寓。
公寓虽小倒新,上一任房客刚搬走,带走了这里几乎所有能用的东西。
除了洗手间的一台小型洗衣机,就只剩下一张摇摇欲坠的床,几幅旧碗筷,和沾着无数毛发粉尘的一把塑料扫把。
还真是没有任何可以重新利用的物件啊,我想。
那些碗筷看着是必须要扔掉的,塑料拖把也太旧,那张床或许还能凑合几晚,但也已经塌陷摇坠。
父亲这时打电话来,说梦里如何对我上心——
为了我搬家特地给我买了新床,已在运来的路上;还从娘家运来电视机,虽是二手的,但也几乎没使用过;为了让我提早入住,特意提早结束住房合约,赔了租客一大笔钱,一切都是为了我……
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声有色,我记忆里他很少有这样的声色,比起温柔,那更多的像是一种讨好,可他何必讨好自己?哦,他是在为了她讨好自己。
于是就有一丝丝的不舒服从心头像芽冒尖一样钻出来,嘶嘶嘶地,蛇爬过草丛一样。
那个女人竟将我伟大不折的父亲,人人面前都严肃高傲的父亲,使他也生出了市井里的嘴脸,为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嘴脸。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是一具坚如磐石的雕像,象征着力量和依靠。
因为事业的成功,这具雕像还被加筑铜身,所有人都该对它尊敬仰望,不是吗?
可因为,就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铜身也剧烈摇晃起来。
我想到那个晚上的黑色鱼嘴鞋,梦里抹在嘴边血一样浪荡的红色。一阵恨意上来,我抓起那堆碗筷就朝墙上摔去……
那天芭蕉来吹耳旁风,说父亲已和梦里领证了。我坚决不信,领证了我会不知道?
“哈哈哈,也许就是故意不让你知道,怕你有想法咯!”芭蕉咯咯咯地笑。
我不作声,脑子里闪过她的黑色鱼嘴鞋,芭蕉又等不及地透露,也许你马上会多个弟弟噢,她的眼神一挤一挤。
我联想到住在乡下的婶婆,芭蕉此时的神色与她如出一辙。
笑里藏着几分打听,话语间也多着几分味道,乡下婶婆没读过几年书,却练得一身好本事,哪家哪户枕头边的私房话,她都一清二楚。我想芭蕉大概也离她不远了。
面上是不能有波动的,且不管心里头有多少浪花,我都只是笑笑。
“哦,这样啊。”语气要尽量云淡风轻。
但芭蕉还是察觉出一丝意味来,或者说,她巴不得营造出一些意味来。
“怎么?有个弟弟不高兴啦?”她嘻嘻嘻地戳戳我的肩膀。
“没有啊,高兴的。”
“哎哟,我面前还藏什么啊,不高兴就说出来,有什么事是不能跟姐姐说的。”
芭蕉时常有这样的时刻,用姐姐的身份来昭示我们之间的关系。
姐妹之间该如何亲密无间,她用这份情谊来绑架我。
我不说话了,用起我惯用的老招儿,不说话,不反应,木头般的屏障上身了。芭蕉戳戳我,意识到我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老毛病发作了,自觉无趣,她拍拍手走开了。
芭蕉一向都很懂得看眼色。
若干年前母亲离世她也曾来探听我的反应。
当时全家人都在判断我会如何应对这次危机,苦于少女心事难探听,加上我不说话不反应的对外策略,没人敢来劝慰我。
可她就拍拍胸脯来了。
自然是用了姐姐的身份,然后往事回忆一通长聊,但凡扯到母亲处也是一番泪眼挂肚,表明她与我多么感同身受。
那时我年轻,经不起这样的感情套路,在她面前便洋洋洒洒的哭起来。
少女的心事在同样的少女面前一点也装不住,可她倒好,随后就把我的委屈,不明,伤心都与亲戚们倾囊相告,把我与她诉过的苦她一模一样的说给旁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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