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阮大钺此公，乃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不久因居忧还里。阮大铖曾经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
同乡左光斗是东林在宪司的领袖人物，也是大铖倚以自重的朋友，他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名列东林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没遮拦”。
天启四年春，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铖来京递补。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一伙人因为与左光斗发生内讧，因此“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而准备改用高的另一名弟子——同为东林闯将的魏大中。
等到大铖至北京时，赵南星一伙人使之补工科。吏居第一，而工居最末，本来按资历递补应该轮到吏科的阮大铖。此时，被东林党人视为奸宦的魏忠贤出现了，他让阮大铖遂得偿心愿。
但是，阮大铖的官没能做多久，东林党人炮轰阮大钺，强大的压力让他上任未及一月便弃官逃回老家。从此阮大铖与东林决裂。魏忠贤权倾朝野后，他被召至京城，为太常少卿。他深知自己是东林出身，又当上了反东林楷模，估计是两面难讨好，因此行事十分小心。一段时间后，他又归乡里，打算观望形势。
崇祯二年，魏党事败，他上书指出东林与阉党都“党附宦官”，应该一起罢去，然后他上京任光禄卿。崇祯不听，结果他名列逆案被罢官，避居安庆、南京，招纳游侠，谈兵说剑，结成文社。中途他想与复社和东林讲和，因此在复社领袖张溥为其师周延儒复相而奔走活动时慷慨解囊相助，表示愿意重归东林，但东林党人始终反对其任职，因此崇祯一朝终未得仕。
但阮大钺对为官之事孜孜以倦，反复奔走，终于在同窗马士英权倾弘光朝后，被起复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等本兼诸职。此公重列大员之位后，带着长久以来对东林、复社的仇濉，编着了《蝗蝻录》，对东林、复社诸人立意报复，成了马士英打击东林、复社党的骨干力量。
东林和复社中人，也非是什么公忠体国的正人君子。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拥立福王朱由崧，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万历朝“逆案”一事，老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之父）争夺皇位失败，他们与福藩结下了旧怨，生怕朱由崧上位后，会对他们翻旧账。
但后来朱由崧被马士英和江北四镇拥立做了皇帝，他们又更加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弘光朝廷建立后，东林和复社诸人因为有前债，并且又没有及时拥立朱由崧，因此被排除出了权利核心圈子，虽然他们也占有部司的一些重要职位，但是真正的实权操于马党之手，除此之外的权力就被江北四镇的武人分摊了，只剩下了一些渣滓分给了东林、复社诸人。
这些自诩为正人君子，实则热衷于官位仕途之人，岂能容忍大权旁落？
就在弘光帝大肆兴建宫殿、选妃觅秀之时，东林、复社诸人，一针见血的相继发动了弘光朝着名的“三大案”，即大悲案、假太子案、童妃案，这三大案无一不是冲着弘光皇帝来的，东林、复社诸人企图通过动摇弘光皇位，来在朝堂之中扩大自己的权力。
这让一向不理朝事的弘光帝也感受到了威胁，而弘光帝是马士英拥立的，也是自己的权力来源，若弘光帝倒了，自己也会成了案板上的牛羊，任人宰割。
于是在弘光帝的认可和支持下，马阮一党在弘光朝廷内部大肆打压东林党人，东林中的骨干力量，阁臣姜曰广、大学士高弘图、吏部尚书张慎言、礼部尚书刘宗周、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辞官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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