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后，重用了唐太宗时期的旧臣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君臣上下萧规曹随，按照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法令执行政策，继承了贞观时期的遗风，唐高宗李手提拔的，其中韦思谦曾受到褚遂良的打压，杜正伦曾被唐太宗李世民冷落，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编写了《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它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也成为了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及当时周边的国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李治在位时期的执法状况相对宽平公正，社会犯罪率较低，据史书记载，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唐高宗李治报告时说道：“陛下，现在大唐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五十多个，其中只有两人是需要判死刑的。”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良好，社会治安做的也很不错。
在军事上，永徽元年（650年），大将高侃擒获车鼻可汗，平定了漠北地区。开耀元年（681年），突厥阿史那伏念自立为可汗，与阿史德温傅联兵一处进犯大唐，唐高宗李治任命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曹怀舜、李文暕为副将，率兵前往讨伐，两军相遇后，阿史那伏念借助顺风的优势向唐军发起攻击，唐军阵势被扰乱，曹怀舜等人弃军逃走，唐军大败，战死的士兵多不胜数，随后，曹怀舜等人收集被冲散的兵力，用金帛贿赂阿史那伏念，准备和他谈和，双方杀牛为盟，阿史那伏念决定撤兵，曹怀舜等人得以班师回朝。后来，裴行俭使用反间计，使得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二人相互猜忌、产生嫌隙，最终二人一同前来向裴行俭请罪，裴行俭许诺保阿史那伏念不死，突厥正式投降，裴行俭带阿史那伏念回到京师长安。然而，此时裴炎开始嫉妒裴行俭的功劳，进谗言唆使唐高宗李治诛杀阿史那伏念，李治听信了谗言，下令诛杀阿史那伏念等西突厥降将五十多人，裴行俭感叹的说：“恐怕这次杀了降将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归附大唐了，于是称病不朝。”像这样的大规模地屠杀少数民族首领在唐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这种不讲策略的处置方法无疑给突厥贵族加紧分裂活动提供了借口。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打新罗，新罗派使者前来向大唐求援，唐高宗李治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唐朝大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队，并击破百济，百济国王逃到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攻占平壤，灭掉了高句丽，完成了父亲唐太宗李世民没有完成的遗志。
在唐高宗李治登基后不久，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打败了乙毗射匮可汗，自称沙钵略可汗，永徽六年（655年），唐朝派程知节（程咬金）带兵西进，攻打西突厥沙钵略可汗，从此唐朝开始连年对西域用兵，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大将苏定方大破西突厥，沙钵略可汗出逃被擒，西突厥灭亡，唐高宗李治在原来西突厥的领地上地分别设置昆陵、蒙池二个都护府，第二年，把安西都护府迁徙到了龟兹（今新疆库车），以加强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和管辖。
唐高宗李治时期，大唐所管辖的西域地区频繁遭受到吐蕃和突厥的侵扰，对西域的控制力渐渐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唐高宗李治没有建立长远的战略管理思维，另一方面没有重视西域地区的建设，继续巩固自己的统治，轻视了吐蕃攻占吐谷浑事件。本质上是这一时期的唐王朝还不具备打破天山南北双方形成的势均力敌形势的实力。此时，唐代的版图达到了唐朝时期以来的最大化，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还有一中说法是向西到达了里海，向北到达了贝加尔湖，南方达到越南的横山。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内，唐朝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全国的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的360万户，增加到了永徽三年（652年）380万户，到了咸亨元年（670年），粮食减产，谷物严重短缺，为了节省粮食，政府下令禁止民间酿酒，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天气原因导致唐朝粮食欠收，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虫灾和饥荒也接踵而来，严重威胁百姓的生活。到了永隆元年（680年），当时的粮价之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价，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过多而导致的结果，因此决定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钱币的惩办措施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的粮食短缺造成了很多百姓流离失所，百姓们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形成的不登记、不纳税的流民数量急剧上升，唐王朝的统治一度遇到了难题，最终，唐高宗李治是在经济和财政危机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去世的。虽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但唐高宗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这些政策后来在整个唐朝得以继续施行，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给民间，平衡市场上的粮食供给，稳定市场。永徽六年（655年），又在京师长安成立了常平署，负责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这样一来，便可以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上行下效，后来每个州政府都设立了这种粮仓，对平衡国内的良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文化上，唐高宗李治的另一个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选拔起用官员，在科举考试中中举和应试的人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时期的几个宰相都有科举功名，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通过这种途径走上仕途，但在肯定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官员中中举的人依然是少数，大部分官员还是靠着一代代世袭的特权入仕为官。，永徽七年（656年），有一千四百多名胥吏入仕做官，而同一年只有22人通过进士考试得到了官职。
外交上，唐高宗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世界建立了联系，永徽二年（651年），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来了大唐向唐王朝进贡了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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