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将自己亲自撰写的《帝范》十二篇赐给了太子李治，并告诫他说：“作为国之储君，今后，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以古代圣贤为师，向他们学习治国之术，而像我这样的人，你是绝对不能去效仿学习的，自从我登基以来，虽然也做了一些事情，反犯下的错误也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我当做榜样。”李世民很重视国家继承人的选拔和培养，但他对太子李治说的这些话未免有些太过于谦辞。但可以看出唐太宗李世民有很强的上进心，而自己和儿子要求都很高，并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以身作则，苦心告诫自己的儿子要做一位贤能的好皇帝。
贞观年间，有一位宰相，他身集政治家、画家的身份为一体，他就是被后世所熟知的著名画家阎立本。阎立本出身在世家贵族，他自幼继承家中的学识，擅长绘画、工艺、建筑等多方面的技能知识，且颇有有政治才干，阎氏家族原本出自鲜卑一脉，但整个家族汉化时间很早，到了阎立本这一代，已经完全完成了汉化，并且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成了诗书传家的中原大族，阎立本的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母亲是清都公主，父亲是隋朝时期朝廷大员。
早在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阎立本在秦王李世民府上担任库直，库直是随侍帝王左右的亲信官员，必须由才能出众的名门亲贵子弟担任，到了唐太宗贞观年间，阎立本升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将作少监，位居宰相。贞观十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纪念建立大唐帝国的不世之功，让阎立本绘制了他在征战四方时，所骑乘过的六匹战马的图样，然后把这幅画作雕刻在了一块巨石上面，立在昭陵，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的由来，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唐王朝的开国功勋，下令让阎立本在京都长安太极殿的凌烟阁中，绘制了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魏徵等24名开国功臣的画像，并有自己亲自为他们撰写了赞词，让大岑褚遂良书写。贞观十四年，吐蕃松赞干布派使来长安请婚，迎接文成公主入藏，唐太宗李世民又命阎立本绘制了传于后世的名画《步辇图》，图中描绘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文成公主，派禄东赞来长安觐见唐太宗李世民的画面。可以说，在当时那个还没有光影拍照设备的那个年代，阎立本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御用画家，他在本质工作之外，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唐太宗李世民作画。
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阎立本以河南道黜陟使的身份，执行对官吏们的考核任务，他在汴州遇到了一个颇有些才干的年轻人，他在简单的攀谈中发现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思路清晰，回答问题对答如流，阎立本立刻以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深邃洞察力做出了判断，他认为这个年轻人日后必定是一位可造之材，便对他说道：“我是一个作画的人，在我心中自然有我想画的人和不想画的人，有的人，在我见道他的第一眼便有下笔作画的冲动，这样的人是少之少，但我认为，你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是我非画不可之人”。于是，在这种本能的欣赏和好奇心的崔使之下，阎立本就位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作了一副画，而这位让阎立本认为非画不可的年轻人名叫狄仁杰，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担任参军的小官，虽然身份低微，但阎立本从他的眼神中在狄仁杰身上搜寻不到一丝畏惧之色，表现的极为沉着冷静，阎立本正是看中了狄仁杰的这份胆量和气魄，阎立本后来对他身边的近臣坦言说道：“被我凝视而毫不动声色的人，实在是从来没有见过。”也正好因为此次阎立本的看重，年轻的狄仁杰被提升为并州都督府法曹，此后的多年间，狄仁杰的满身抱负得以施展，成为一代名臣，可以说阎立本就是他的伯乐。
阎立本的本职工作是一位官员、一位政治家，在政治家的基础上他又有卓越的绘画天赋和技能，因为绘画的技艺出众，多次为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作画，凭借着这样的机遇，他的官职也是越做越大，可谓相辅相成。但在当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讥讽阎立本通过绘画、建筑这种在当时被当做旁门左道的偏门技艺讨好皇帝，才使得他自己做了大官，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卓越的政治成就。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全在看法视角上的不同了，对一位想做事的人来说，人一生的精力可谓着实有限，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精力中把一些事情做好、做到极致已经是一项很难得的成就了，显然阎立本就是这样，我们暂且抛开他的政治才能不说，单单凭借绘画上的造诣，他的所做所为已经配得上自己的名头。
李世民是一位杰出的帝王，很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他恩威并施，双管齐下，把一个个能人异士管理的服服贴贴，却又使名将功臣们大多都得以善终，凌烟阁里的二十四位元勋就是例子，当时李世民开始逐年年迈体衰，人老了之后就喜欢怀旧，喜欢怀念往事，追想自己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峥嵘岁月，于是他让阎立本将他的那些老部下的形象一个个绘入凌烟阁，这对臣子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此后凌烟阁的功臣成为唐代豪杰从军报国功成名就的标志。正如唐朝诗人李贺，在他的诗中写的那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通过阎立本画的这幅《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我们来看看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那些文治武功被人称道的能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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