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并不聊什么，只是煮一壶茶，人手一盏，促膝临窗，静看外面的风和雨起起伏伏，将时间吹打成急遽奔流的形状。
欧阳修贬官夷陵之后，往昔形骸放浪的生活方式有所改观。
辗转于途，携带的书籍遗失。偏僻的夷陵城，几乎没有什么书可读，他想找一套《史记》、《汉书》来消遣，却遍寻而不得。为了打发时日，也为了解县情，欧阳修找出已经审结的官司档案反复阅读，发现其中蒙冤受屈的不可胜数。有的无中生有，有的颠倒黑白，有的徇私舞弊，有的违情害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他嗟叹不已，夷陵这么一个偏远小县，就有这么多莫申之冤，全国各地的吏治混乱与黑暗可想而知。
联想起母亲郑氏曾经对他讲起过的先父欧阳观在绵州的故事，恍惚之间感到自己仿佛在赓续先父的未竟之路。他仰首对天，心中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处理政事，一定要小心谨慎，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无规矩不成方圆，矫枉必须过正，欧阳修着实狠下了一番功夫健全制度规章，整顿县衙吏治。准备待一切就绪，步入正轨后，只要是年丰民乐，一定实施宽简政治。
至景祐四年（1037），已经诸事布置就绪，职闲心静，他在一封写于春天的《与尹师鲁书》中，讨论一道撰写《五代史》的可能性。
其实还在洛阳推官任上之时，他们就议论到旧《五代史》一书繁猥失实，起不到“垂劝戒、示后世”的作用，计划待时机成熟共同撰写一部新《五代史》，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这次致信尹洙，欧阳修特别提到“史者国家之典法也”，修史既严肃，又崇高，商议具体分工方案。
然不知何故，尹洙没有回应，欧阳修只得独立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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