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笑而不语。他没想到的是，后来他们果真成了连襟。
在王拱辰家里，见到了前太常博士石介的手书，还有石介亲书《二像记》石刻拓本。石介，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年轻时曾在范仲淹主持的应天府攻读。天圣八年（1030）担任南京留守推官。
说起来，欧阳修与石介并不相识，没有接触过，只是以前在西京洛阳的时候读到过几篇其人的文章，其书法也见到过，印象中石介的手书刁钻古怪，个性倒是有，然而似乎个性太强了一些，让人觉得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字，需要仔细辨认才能勉强分清笔画，跟天书没多大区别呢。
欧阳修拿着石介的书简，询问熟悉石介的人：“这个人是不是不懂书法，是不是字写得不好？”
了解石介的人回答：“不是的。”
“书法上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字体？”
“也不是。”
“古人有这种写法么？”
“没有。”
“现代有这种写法么？”
“也没有。”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他是故意标新立异，以显与众不同。”
欧阳修对石介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君子为人为学，应该务实而谦虚，不要动辄标新立异。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如果他有意继续发展，就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观。
欧阳修寻思，以后找个时机把自己的想法亲口告诉石介。不久前，他又拜读过石介《怪说》、《中国论》等文章。
大体而言，欧阳修觉得石介不是一无是处之人，石介推崇儒学，倡导韩柳古文，反对西昆体华美其表的文风。他的文章表现卫道、反佛的思想内容，显示博辩雄伟，忧思深远的风格特点，这是值得赞许的。
但是，欧阳修坚信隐藏在偏激文章背后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对西昆流弊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文章重道轻文、流于怪僻的倾向，难道不是走火入魔了么？
碰巧，石介也到了京城待命。
欧阳修连续给石介写过两封信。欧阳修的“与石推官第一书”，批评石介文章“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又指责他的书法“好异以取高”，“昂然自异，以惊世人”。
性格刚烈、桀骜不驯的石介，接受不了欧阳修的这种尖锐批评。他在“答欧阳永叔书”中自我辩白道：永叔谓我特异于人以取高尔，似不知我也。永叔待我浅，不知我深，故略辩之云。
在“与石推官第二书”中，欧阳修坚持并重申自己的观点，同时以自己的人生和仕宦经验现身说法，提出自己的忠告。
前年夏秋之交，京城近郊县水旱频仍，州县官吏保官贪禄，隐情不报，依然强行征收田赋，甚至连朝廷派去调查情况的官吏，也有十之八七隐瞒灾情。石介了解到这些情况，专门请教欧阳修。
两人先就书信往来之事互相交谈。虽然彼此有一些观点不能苟同，但石介对欧阳修完全出于无私真诚地关心自己，还是满怀感激。
说到官场的事情，欧阳修说：“皇帝有恻隐之心，却不能达于百姓，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吏公权私用，中饱私囊，凉了民心！这股恶势力盘根错节，的确很难清除，但办法总是有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搜集足够多的证据，当证据足够多的时候，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石介觉得这些人坏事做尽，尽人皆知，哪里还需要再搜集什么证据，便没有按照欧阳修的建议做，而是直接上表朝廷，要求惩治这些官员。
结果朝廷以查证不实为由，不予追究。石介为此唉声叹气。
欧阳修说：“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成，除了满腔热忱，还是要讲究一下方式方法才好。是谓策略啊。”
石介说：“悔不当初啊。”
初冬时节，由御史中丞杜衍推荐，御史台征召石介为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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