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每到王朝兴替，或是“救亡图存”之时，总会有仁人智士通过学习法家来实行“富国强兵”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诸葛亮等人都深受法家的影响，曹操在求贤令中以帮助汉高祖刘邦的陈平、韩信等人举例，特别强调不以儒家学说的仁、孝为求才标准，而以能否冶理国家、带兵打仗为标准
诸葛亮在汉昭烈皇帝刘备死后，独自冶理四川时，针对益州牧刘璋在冶理四川时执法过宽，造成法令不行的乱象，提出“冶乱世用重典”，坚持恩威兼济的措施来巩固政权。
在蜀国第一次北伐魏国失利的时侯，诸葛亮先是挥泪斩了自己的得意爱徒马谡，又不顾儒家所谓的“刑不大夫”的陋俗，自降三级。
诸葛亮不光自己身体力现，还注重向后主刘禅宣传法家理念，在千古雄文出师表等著作中诸葛亮写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正是得力于述种种措施，蜀国相比魏、吴两国而言，实现了“政通人和”的开明统冶，保持了长期安定团结的政冶局面。
后来王安石在北宋宋神宗时期的变法，万历年间张居正变法也可以从他们的执政措施中看到法家的影子。
中国历史包括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在内，绝大部分成功的帝王都“心照不宣”地采用了汉宣帝所说的法家、儒家并用的制度。
黄老派在汉初的时侯，因为其学说以无为、清静为主，符合经过秦朝灭亡、楚汉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历史形势，在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曾经占据统冶过汉朝朝堂的显赫地位，后来则衍生出了道教，占据了一个辅助补充儒家学说的位置。
儒家因为墨家的学说对自己有足够的颠覆性，自取得统冶地位后，就对儒家进行刻意打压，墨子七十一篇流传下来的不过五十三篇。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只有一次短暂的复兴，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独尊儒家的思想因为汉朝统冶的结束，而不可避免地衰落，这也为当时的人们研究墨家思想提供了方便。
西晋学者鲁胜对墨家学说进行了科学的整理和研究，所著的墨辩注叙系统阐述了墨家的学说三国时期的数学家刘徽所著的九章算术注继承和发扬了墨家逻辑严谨、概念明确、重视因果联系的科学思想，同时刘徽还提出数学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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