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一号来临，休渔期结束了。整个市场的渔货价钱都下跌了，普通鱼种每斤下跌了5―10元，有些鱼甚至每斤跌了20元。像陈红这样收获多的人，同样的鱼获，每天至少少收入五六千元。
这么大的差价，陈红感到很心疼。但是市场决定了价格，这是个人无法左右的。村里普通渔民倒是都高兴起来，他们钓鱼的水平不行，但是下网收获却很多，虽说鱼价降了，收入却多了。
陈红这几天心情不太好，决定休息一天，调整下情绪。
三号的上午，给爸爸打了电话，知道他又去济南打工了。陈红心里非常难受，让他来这边帮自己看孩子，自己也能想办法帮他调理下身体。干了一辈子了，也该歇歇了。
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说自己又不是不能干，自己挣钱花的舒服。对于爸爸的固执，两辈子陈红对他老人家都没有任何办法。
老人一辈子只知道埋头苦干，听村里的老人说，爸爸的木工手艺是跟他爷爷学的。爷孙俩都是老实本份的手艺人，一身木工本领方圆百里无人不知。
可生活充满了戏剧性，陈红的曾祖父和父亲都老实本份了一辈子，只知道拼命干活，挣钱养活一家老小。而他们中间一辈的祖父却是一个一生都爱吃喝玩乐，不爱干活劳动的“场面人”。
祖孙两代供养他，而他却经常出门喝酒应酬消费。一辈子收了四个徒弟，却都是交给大儿子替他教出来的。
所以，一到年关，徒弟们上门走动。年龄大的一辈先去师傅家，再去师弟（授业师弟）家，让满村人都私下笑话。
陈红爷爷照样我行我素，轻松潇洒了一辈子，礼物照收，钱照花，酒照喝。陈红爸爸弟兄三个，一个妹妹。
只有他十三岁就跟着曾祖父学木工，那时候是六十年代，只上了三年初小的爸爸跟着曾祖父，挑着100多斤的工具，翻山越岭的去山村给人打家具。
二叔比较滑头，一直上到初中，没混到毕业，却混了个媳妇。两口子心眼都多，都不想下力干活，从结婚就和祖父闹翻，搬到大队里的磨房去住。
二叔坚决不把挣的钱往家交，去过自己的小日子。只有老实的爸爸，在曾祖父去世后，接过了他祖父手里养家的担子。
帮着祖父拉扯大了二叔，姑姑和小叔。直到哥哥都十二岁上初中了，二叔提前单飞了，姑姑嫁人了，小叔也要结婚了，像老黄牛似的爸爸才分了家。
分家两年后，陈红家才攒钱盖了房子搬出来。那时候爷爷早就给小叔盖了房子娶了亲。
陈红常记得小时候日子很难，自己一家五口挤在借来的一间六七个平方的泥房里住了两年。
屋里一个土坯炕占了一半，炕头边放着个大缸，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被分装在袋子里塞进大缸。做饭在院子里的墙角下，一到下雨天就没法做饭。
遇到连雨天，只能在屋子里做饭，满屋的浓烟，像是在熏兔子。好在用的炉子，是妈妈用掉了底的搪瓷盆，里外糊上掺了麦桔草的泥巴，上面糊成三角垛子，中间插六七根细钢筋，做成的泥巴炉子。
炉子能随时搬到屋里，还能糊弄着吃上饭，当时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现在看着家里两米的大床，陈红实在想不起来，自己一家五口是怎样在一个一米二宽的土炕上睡了两年的！
等长大成家后，懂得了父母的不容易。可直到自己快五十岁了，经历了手里没有钱的窘迫。陈红才理解，妈妈说过的，关于她们小时候，爸爸被爷爷奶奶，因为一毛五分钱逼的喝了农药的绝望。
人只有到了实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会去走极端。
现在想想，爸爸当年，就因为实在忘了和徒弟们坐了一趟公交车，没有算上三张公交车票钱一毛五分钱。被爷奶率领全家人审了他一夜，因为对不上这一毛五分钱的帐，爷爷奶奶骂了他半宿。
爸爸一夜没回来睡，妈妈还以为他在老宅和小叔一起睡了。直到早上爷爷来喊他去干活推粪，才知道他一夜没回家。
爷爷也知道坏事了，发动全胡同的人去找，才发现他喝了农药钻在柴火垛里。
幸亏瓶子里剩的不多，经过抢救才把他给救回来了。
妈妈急了，回娘家搬了娘家人来打了一架，才分了家。可是还要每个月交五块钱养老钱，粮食另算，医药费三兄弟平分。
七十年代的五块钱，那购买力绝对大于于海给的500元。为了离开那个吸血的家，爸爸妈妈都同意了这些，在那个年代非常苛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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