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前熙熙攘攘，粘着泥沙尘土的无数人腿将城门围得水泄不通，一双双缎靴、钉靴、油靴、虎头靴、方头靴、皂纹靴、云头靴连同人脸人身挤来挤去，将一场热闹看出了双份欢喜。
锦衣卫外出办案时一般从不穿靴，飞鱼服绣春刀下是穿草鞋的脚，打的绑腿又脏又旧，一队队穿草鞋打绑腿的腿正从街的另一头朝这一头跑来，黄烟似的尘土跟着那些腿脚飞扬过去，舞起一大蓬一大蓬的漫天泥沙。
逆着黄烟往皇城深处望去，尘埃落定之后露出的是一双双粉底乌靴。
蹬着粉底乌靴的腿脚是安安静静的，十双腿二十只脚侍立于御案两旁，将文华殿川堂中的金砖地挤得密不透风。
“……圣人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此章言礼乐为用，相须乃美，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乃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
“先王谓圣人为天子者也，圣天子之化行礼，亦以此用和为美也，人君行化，必礼乐相须，用乐和民心，以礼检民迹，迹检心和，故风化乃美，故云礼之用和为贵，和即乐也，变乐言和，见乐功也。乐既言和，则礼宜云敬，但乐用在内为隐，故言其功也……”
天启皇帝朱由校端坐于御案之后，面无表情地看着讲官陈仁锡微躬着身子，手执相当于一人前臂长短的硃红牙籤，用籤指着书案上展开的讲章，逐字逐句的认真讲解着。
这是朱由校生命中相当无聊的一部分。
御案上的讲章是由日讲官事先亲自拟定的，在正式开讲之前，日讲官须得提前两天将讲章送至内阁，再提前一天送到皇帝处。
提前两天将讲章送至内阁的目的，便是为了让阁臣能够及时对讲章的内容进行审查，阁臣如果认为讲章有问题，可当即令讲官修改，以此约束日讲官在皇帝面前即兴发挥、附议时政。
至于提前一天将讲章送至皇帝处的目的呢，则是为了让皇帝能够在上课之前熟悉课堂内容，及时查漏补缺。
一份讲章经过如此这般的反复审查之后，除了圣人的谆谆教诲，及几句与书旨互相发明的蹇谔之谈外，自然是再无任何不合时宜的言论观点。
且日讲与经筵不同，经筵是为天下读书人作表率，尚且能由日讲官照本宣科，而日讲则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小课堂，讲章便不像经筵那样，能够让日讲官带到“课堂”上。
故而日讲官进讲之时，全凭自己对文本的熟悉程度和对事先拟好的讲章的记忆，除了摊在御案上供给皇帝翻看的那份讲义，没有其他任何辅助提示。
在这种情况下，日讲官便总是十分局促，人人屏息凝神，跼蹐谨慎，不敢有失分寸。
这种紧张兮兮的情态自然也影响了朱由校，偏偏朱由校是一个很不喜欢紧张的人，因此一到了日讲课堂上，朱由校便显得很是被动，除了一些必要的仪式性语言，他几乎从不与讲官互动。
于是不管日讲官如何竭尽全力得舌灿莲花，皇帝在上日讲时看起来总是有点儿心不在焉。
“……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陈仁锡瞟了一眼皇帝侧后方的自鸣钟，自鸣钟通体镀金，大小约一掌有余，是大西洋陪臣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九年时进献给神宗皇帝的礼物之一。
虽然是西洋来的番物，但这座钟表看起时间来却并不费劲，据说在献礼之前，西僧罗明坚特地将自鸣钟的刻度从西洋数字改为了汉字刻度。
十二时辰分别对应十二地支，每天分为一百刻，一根时针以二十四小时旋转一圈，正好与大明时制相符。
皇帝向来不爱上课，更不如穆宗皇帝勤奋好学，故而天启朝没有“午讲”，所有课程一律在上午十一时前结束。
陈仁锡眼见时近午时，知道皇帝不愿拖堂，连忙匆匆收尾，“倘皇上大处勉遵典礼，于出入起居至微至细的所在稍逞便安，那乘机巧中的将规矩来放松了，初亦觉有暱就之乐，渐渐心志摇惑，精神懒散，反有许多烦恼不受用处，何等样不和。”
“若是无大无小，亲贤士大夫如此，对宦官、宫妾亦如此，坐一个身子在礼法中，一毫情欲来不得，似乎拘束得紧，久之安习，身子自然悦豫……”
话音未落，自鸣钟“当当当当”地响了起来，与此同时，元武门楼上又传来了“咚咚咚咚”的打更声，宫内的打更声是由藤条和檀木榔头的鼓点声组合而成的，听起来比自鸣钟更为雄壮悦耳。
陈仁锡放下牙籤，朝皇帝躬身一揖。
皇帝如释重负地站了起来，朝陈仁锡亦是一揖，启口道，“先生每吃酒饭。”
说罢，又侧过头，对着身边的宦官吩咐道，“与先生们酒饭。”
这自然是一句例行公事的套话，只是因这套话中有“先生”二字，六位讲官则不免要再次跪下行一拜三叩首之礼，以示对皇帝文华殿赐酒饭的感激之意。
待六位讲官鱼贯出殿后，朱由校便折转过身，兀自退往后殿中去了。
文华殿位于一座“工”字形的台基之上，举行日讲的川堂大约相当于“工”字中间的那一竖，连接着文华殿的前殿与后殿。
一般而言，在日讲过程中，皇帝不至前殿，儒臣则不至后殿，每逢讲读完毕，文臣们会到前殿痰嗽少舒，而皇帝则会退入后殿殿东房中练字。
而今日的日讲正课结束后，四位阁臣却立在原地一动不动，并未去往前殿休息。
这便是要议政的意思了。
朱由校独自站在后殿殿东房中，望着房中的神龛出神。
神龛共有十一座，座座都跟川堂中的自鸣钟差不多大小，面朝南向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帝王九主，东西两向则分列的是周公与孔子二主。
这般布置是有来历的。
据说隆庆六年，神宗皇帝初登大宝时，曾召张居正与吕调阳入殿东房游览，指着周公与孔子二龛向这两位阁臣询问道，“周公、孔子既为圣人，何以旁列？”
张居正当即回道，“周公、孔子虽为圣人，然皆为人臣，故而应将帝王九主供奉于上，周公、孔子陪侍两侧。”
朱由校想到这一节，不禁轻笑了两声，他想他的祖父真是多此一举，张居正是何等聪明之人，如何会不懂君臣有别的道理？
笑过这两声之后，朱由校便不再出声了。
文华殿是一个几乎毫无隔音效果的地方，每回日讲正式开始前，他都要来这后殿殿东房中祭祀一回，对着这十一座神龛行三拜一叩礼。
在他行礼时，阁臣与讲臣们就立在文华殿外的月台左栏干边等候，隔着尚未开启的殿门，文臣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殿中宦官引导皇帝行礼的呼礼声。
因此这日讲前的祭祀，他必得做得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马虎。
推此及彼，这川堂与文华殿后殿中的动静互相之间自然也是能听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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