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知县,其实大多数实际上都过得非常苦逼。

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清乾隆年间,广西发生了一起公务迎送中官逼死官的惨案。

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科考季,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考试,同年登科入仕的陆川县知县杨梿负责接待梅立本一行,承担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梅立本“用夫至数百名之多”,面对杨梿的尽心接待依然不满,屡屡刁难,“逼勒供应”,甚至逼迫杨梿下跪,叫嚣要参他一本。在梅立本的肆意凌辱和威胁下,杨梿忿恨自刎。

乾隆帝得知此事后,认为学政一职本就“优给养廉”,梅立本却不知洁己奉公,还以考试供应为理由,“恣意勒索、凌辱逼命”。后来梅立本被革职,并被查抄了家产。

杨梿案是古代官场迎来送往中的极端案例,但如果说迎来送往有可能决定官员的命运或前途却一点也不夸张,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官场的风气。

起因:官员频繁流动

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

对官员迎来送往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这一时期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地方官员无论是到任还是离任,或是中央官员到地方执行公务、将军出征途经,地方上都要进行迎送。

汉武帝时,为打击地方豪强,出现不少酷吏,南阳人宁成便是其一。御史大夫公孙弘曾认为宁成治理百姓犹如凶狼牧羊,即便后来宁成被罢官居家,其“威重于郡守”。但在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后,宁成依然小心翼翼地到城外“侧行送迎”,可见此时对地方官员的迎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霍去病出征匈奴时,途经河东,河东太守也到郊外迎接,亲自背着弓箭,引路至平阳传舍,为霍去病一行人安排好食宿,还引荐了霍去病的生父霍仲孺,父子相认。

迎送把握好度,实际上在古代官场是有利于公务开展的,有的朝代有“送故主簿”的职位,专门负责应酬过往官员。但这样的制度往往会走偏,成为部分官员钻空子的漏洞。东汉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上书汉顺帝,表示地方小官俸禄微薄,车马衣服等供应都来自于百姓,廉洁自谦的官员只拿取恰当的部分,贪官污吏则想尽办法以公济私,此外,官员往往任期未到就频繁进行调动,送迎开支甚巨,对政事和百姓都造成了巨大负担。汉末魏初名士刘虞曾上表论治国之道,其中也提到小官流动频繁,“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足见此时迎来送往的弊端已引起了官场有识之士的注意。

画像:一副贱皮骨,一副笑嘴脸

与对象是到任和离任官员的迎送相比,地方官员显然更重视对朝廷要员过境时的应酬招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要想晋升,除了按部就班甚至需要依凭一些运气的考课考核外,上级官员的举荐提携更加重要。如果遇到朝廷要员来到自己辖区,自然是要竭力讨其欢心,甚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路造桥,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样,就算没有抱着加官进爵的想法,招待稍有怠慢,可能连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守不住。

王景历仕五代和北宋六朝,是一名功勋卓著的将领,先后获封太原郡王、凤翔节度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每朝廷使至,虽卑位必降阶送迎,周旋尽礼”,应酬来到他地盘的朝廷官员时,也是谦逊礼让,小心翼翼。《宋史》认为这样的王景“性谦退,折节下士”,换一个角度说,他又何尝不是深谙迎来送往的学问,通过示弱让自己在宋初平稳地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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