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三日,大明朝廷免除二年天下应征收的钱粮。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军机要务。二十三日,命孙承宗兼理兵部事务。
二月初三日,天有异动。辽东日晕,两傍有耳如月状,内红白光焰闪烁,倏如玉环,其大竟天,并日晕形影如连环状,如西南东北面,复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惨淡,如月之在宠。其日晕之上,大圈之中,约有光彩数十丈,青红如虹状。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与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有言官上奏,言“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夷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谏皇帝朱由校“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
不过朱由校彻底的无视了他,而朝廷则将“异象”定性为吉兆,与沙岭大捷并论;异象发生在辽东,后金自然也看到了,后金政府也定异象为吉兆,称其为“天命所归”之表现,是“天佑我而不佑中华。”。所以说,自古以来,吉凶之兆也就这么回事,封建迷信不可靠,还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不过此时大明与后金所“共有”不仅仅有吉兆,还有蒙古。二月初四,明期使者到达察汉浩特,与林丹汗蒙古开展外交谈判;后金努尔哈赤宴请科尔沁等蒙古部落旗主,以增加“友谊”,明金关于蒙古的外交争夺战开始了。
明朝将蒙元逐出中原后,北元对各地区蒙古势力的控制弱,整个蒙古族成为了三大部分,瓦剌;鞑靼;兀良哈。
明初,兀良哈是内附,太祖认为“有才能者,一体擢用”,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三卫隶属宁王大宁都司。经历了二百多年,这三个卫所,如今都名存实亡,其中的蒙古人大多都汉化,剩下的少部分加入、建立了新的小部落。
除了南附的兀良哈部,瓦剌和鞑靼之间的关系实在谈不上有多和睦,互相攻伐是常有之事。蒙古就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越来越碎片化,彻底的从一个统一的国家退化成了对一个人群的总称,就像德意志与神罗。
等到明万历三十二(1604)年,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继位时,漠北蒙古(外喀尔喀部)根本不承认其大汗的地位,漠南蒙古中的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身为大汗的林丹汗只能控制辽河流域的察哈尔部,因为察哈尔王统的余威,算是勉强被大多数部落遥尊为共主。
但这显然满足不了林丹汗的雄心,他梦想着恢复祖上的荣光,开始强力打压、收拢各部落。“南朝只一大明皇帝,北边只我一人,何得处处成王?我当先处内,后处外”。
而后金的努尔哈赤发现了蒙古各部离散的现状和倾向。“蒙古之人,犹此云然,云合则致雨,蒙古部落合则成兵,其散犹云收雨止也。俟其散时,我当而躡取之。”
而且搞定蒙古也是南下攻明的必然举措之一。至少,在名义上蒙古各部还是大明的盟友,虽然是花钱买来的盟友。
对于人口、兵力有限的后金来说,如果倾全力南下,万一蒙古人在侧后偷袭,则首都腹地不保。因此,女真人挖蒙古人墙角的事从来就没停过,在努尔哈赤分裂国家、建金称汗前,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便与建州达成了联姻关系。
而林丹汗却始终处理不好察哈尔部和漠南蒙古各部的关系。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蒙古各部在明朝“市赏”下,经常以明朝盟友与后金进行小规模的战争,但结果几乎都是蒙古大败。
年轻的林丹汗,一方面在内部为恢复蒙古“共主”的地位而努力,另一方面则在外交上对明朝展开攻势。1615年,林丹汗开始进攻明朝,以兵挟赏,虽然被大明的军队打退,完全没有任何收获。但此举却成功的改变了他在明朝大臣心中“懦弱未威”的形象。明朝发现,新兴的林丹汗可以成为与后金抗衡的重要筹码,于是采取中原王朝两千多年来屡试不爽的“以夷制夷”之策,用大量的赏赐拉拢林丹汗,试图借助林丹汗武力与后金抗衡。林丹汗则利用明朝心理,不断索取大量赏赐。
明、后金与蒙古各部就这样在东北亚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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