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华兴同李复、薛直等人对兵权和财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薛直作为刺史,总理易州军政,想掌握兵权就要先掌握财权,这一点李复可以保证,河北转运使、河北海运使是关陇集团的人,钱粮器械分配的问题不会卡易州。
再者是兵权,华兴提议:“就算财政方面有门路,但是不要忘了安禄山作为两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掌握着监察权,想给易州穿鞋那可是轻而易举的。”
李复听罢皱了皱眉头,这个问题他是知道的节度使初置时,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所辖区内各州刺史均为其节制,并兼任驻在州之刺史。
睿宗朝景云元年,朝廷以幽州镇守经略节度大使薛讷薛直之父为左武卫大将军兼幽州都督,节度使之名自讷始。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
为什么会出现“节度使”自太宗皇帝起至高宗皇帝末年,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太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太宗去世后,帝国周边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边境地区,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朝廷的共识。
在变太宗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帝国的对手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投入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骑兵,急风暴雨而来,风驰电掣而去,忽而抢此、忽而掠彼,飘忽不定。要想在这种不太持久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就需要有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于是,朝廷开始改革原来那种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无数以几百人为单位的镇或戍的军事部署,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起初,这种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统帅则于出征时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及其部属中临时任命。若组成如此规模庞大的集团军,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
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政府,但如此众多的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若保障后勤供应,后勤供应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具体方法是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后来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
战争形势要求必须对原属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的府兵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为与吐蕃、后突厥、契丹、奚等游牧民族作战,朝廷再次对西北、东北边境的军事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将节度使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即把那里的数州并为一个军事战略防区,组建边防重镇,命大总管或大都督等持节长期镇守。
这时藩镇节度使虽然有了其辖区的兵权和财权,由于还没有行政权,对他们完成军事任务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为避免地方官对节度使军事行动的影响,从开元末年开始,皇帝将一道置“节度使与采访使”各“一人”的体制,改为由藩镇节度使“一人兼领之”的体制,“州刺使尽为”节度使“所属”。这是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对节度使权力的又一次扩大。
“那华解元有什么建议?”薛直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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