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槿在新军中创立集体领导的体系，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结论。
春节期间，朱平槿委身书斋，潜行研究比较中国历史上各种军队的控制手法。结论是令人惊异的，集体领导下的军政双主官制度，是控制军队的最优越方案！
中国控制军队的办法，历朝历代各有不同。西汉中央军实行南北两军制度。南军在宫墙之内，兵少将弱，所以全用外地人。京人骚乱，影响不到南军。北军在宫墙之外，兵强马壮，所以全用本地人。外镇叛乱，强大的北军可一举平之。唐代中央实行十二卫，外镇实行府兵制。以内外相制的办法，创造了唐初的辉煌无比。
唐中叶出现藩镇割据后，中国在军制这个层面上进行了重大反思和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武将甚至武人，被君主视为对自己和国家的一种重大威胁，既要用，更要防。手无寸铁的文官凌驾于握有利器的武官之上，形成了以文御武的国家制度。此外在军制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内部的组织控制。这种策略，在宋代达到了顶峰。
宋太祖赵匡胤利用禁军高级将领的身份黄袍加身后，转而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温柔策略，将那些对皇权有威胁的将领送去养老，极大地消弱了军队造反的潜在可能。此后，他继续通过制度来强化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具体就落实在“内外相制”和“兵无专主”的统御制度中。
“内外相制”就是将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为中央军，是精锐厢军是地方军，是杂牌。通过强干弱枝的办法，防止地方造反。
“兵无专主”就是将军队的固定建制单位缩小到营，一营只有约五百人。军队战时出动时再根据枢密院的调令，临时指派将领，编组成军。如此一来，高级将领平时手中无兵，很难造反。但是一次大的军事行动，可能需要临时调集几十，甚至几百个营，造成了“将不知兵”的情况，极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大宋国富而兵弱，靖康崖山两度亡国，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大明开国，便对军制进行了改变。一将宋代的募兵制改为了都司卫所的世兵制，利用世兵世将来屯戍边疆。二是直接用文臣领兵。大明朝军队的基本建制单位也是营，但是营的规模十倍于宋，至少纸面上有五千多人。正、奇、援、游四种营，分别由总兵、副将副总兵、参将、游击率领，但营制大同小异。到大明中后期，文臣地位已远高于武臣。武将完全丧失了部队主官的地位，成为了文臣的附庸，文臣视武将仿佛猪狗家奴。表面上总兵可以统辖各营，但实际上总兵并不能调配各营。“文臣领兵”更成为一种制度，兵部、督师、经略、总督、各省巡抚、兵备道、监军道等文官，经常一手持圣旨，一手握尚方宝剑，直接指挥军队作战。
文臣能够完全压倒武将，除依靠强大的皇权外，还有一个控制军队重要的手段，那就是粮饷。一旦皇权消弱，军队又有了相对稳定的粮饷来源，明朝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兵制，比起宋朝的募兵制，更容易形成“将门”这种军阀的初级形态。比如对着名的辽西将门，文臣的指挥便不灵了。一旦将门兴风作浪，文臣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此外，大明朝的将领家丁制，也让将领个人拥有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私人武装。一旦武将脱离了朝廷控制，这支私人武装可以立即发酵为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目前不仅辽军，而且楚军和秦军，已经有很明显的军阀化趋势。朝廷对某些大将，已经指挥不灵了。
兵者，凶器也！为了防止军队这把双刃利剑，历代王朝都在军队控制力这个要命的问题上下足了功夫，但是效果都很差，造成了军队战斗力不同程度的下降。因为这些控制措施，无一不是从外部对军队施加束缚力量。这种力量有限的外部束缚，不仅制约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一旦弱化，军队脱离控制的力量就会立即反弹。
只有共产领导的军队，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各级军事单位的“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形成了军事政治二元领导机制，保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通过思想教育，强化了军人的自我约束，保证军队的忠诚，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所以，当朱平槿被形势所逼创建军队时，为了强化他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力，他所熟悉的集团领导制度立即成为了他的首选。
然而，除了改头换面的集团领导制度，朱平槿还为军队的忠诚准备了第二道保险：那就是士兵的个人效忠！
朝廷可能去拉拢诱惑某个将领，但是朝廷不可能去拉拢诱惑所有的士兵。只要士兵不愿跟朝廷走，将领拉走部队的概率就会小很多，拉走以后的损失也会小很多。
正因如此，朱平槿为保证士兵的忠诚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大量选用王府家奴为士兵二是施以私恩三是以家属亲眷为人质四是利益绑架。最后一点是政治动员、思想启迪，取得士兵发至内心的支持和信任。最后一点，说得难听点叫洗脑，但却最为重要。这批士兵年龄大多十七八九岁，苦大仇深，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完全成型，有很大的可塑空间。只要把他们放在一个团体中，他们的思想就会受到周围的影响。待他们的思想固化之后，他们就成为了朱平槿的死忠阶层。
古代、近代、现代，上下两千年治军的政治智慧，奇怪地掺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四不像，就像东瀛相扑人士吃的大杂烩一样，可能催生出一个令人恐怖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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